第二部分 土地革命戰(zhàn)爭時期
來源： 發(fā)布時間：2021-05-23 15:46:47
1、1927年8月1日，在以周恩來為書記的中共中央前敵委員會領導下，賀龍、葉挺、朱德、劉伯承等率領黨所掌握和影響的軍隊兩萬多人，在南昌打響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經過4個多小時激戰(zhàn)，起義軍占領南昌城。
2、根據中央的計劃，南昌起義軍撤離南昌，南下廣東。1927年10月初，起義軍在廣東潮州、汕頭地區(qū)失敗。
3、南昌起義的起義軍在廣東失敗后，保存下來的部隊一部分轉移到廣東海陸豐地區(qū)，同當?shù)剞r軍會合；主要部分在朱德、陳毅率領下，轉移到湘南地區(qū)，開展游擊戰(zhàn)爭。
4、南昌起義標志著中國共產黨獨立領導革命戰(zhàn)爭、創(chuàng)建人民軍隊和武裝奪取政權的開端，開啟了中國革命新紀元。
5、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湖北漢口秘密召開緊急會議（八七會議）。會議確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總方針。
6、八七會議是一個轉折點。他給正處在思想混亂和組織渙散中的中國共產黨指明了新的出路，為挽救黨和革命作出了巨大貢獻。這是由大革命失敗到土地革命戰(zhàn)爭興起的歷史性轉變。
7、1927年，以毛澤東為書記的中共湖南省委前敵委員會，將各路武裝5000余人統(tǒng)編為工農革命軍第一師，于9月9日發(fā)動湘贛邊界秋收起義。
8、1927年9月29日，毛澤東領導起義軍在江西永新縣三灣村進行了著名的三灣改編，主要內容是：將黨的支部建在連上，成立各級士兵委員會，實行民主制度，在政治上官兵平等。由此開始改變起義軍中舊軍隊的習氣和不良作風，從組織上確立了黨對軍隊的領導，是建設無產階級領導的新型人民軍隊的重要開端。
9、1927年12月11日，中共廣東省委書記張?zhí)缀腿~挺、葉劍英等領導發(fā)動廣州起義。
10、1927到1928年初，黨還領導了其他一系列武裝起義，其中包括海陸豐起義，瓊崖起義，黃安、麻城起義，湘南起義等。
11、1927年到1928年初，黨領導的一系列武裝起義，雖大多數(shù)由于敵強我弱、領導者實行錯誤政策或客觀條件不成熟而失敗，但表明革命的火種是反革命軍事鎮(zhèn)壓撲滅不了的。一些起義部隊在數(shù)省邊界地區(qū)的偏僻山村堅持下來，開展游擊戰(zhàn)爭，為以后紅軍和根據地的更大發(fā)展奠定了初步基礎。
12、1928年6月至7月，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在莫斯科近郊舉行。
13、大革命失敗后，集中體現(xiàn)中國革命正確方向的是毛澤東、朱德領導的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斗爭。
14、我黨選擇在井岡山建立革命根據地，是因為：這個地區(qū)的群眾基礎比較好，曾經建立過黨的組織和農民協(xié)會；部分舊式農民武裝，愿意同工農革命軍聯(lián)合；地勢險要，易守難攻；周圍各縣有自給自足的農業(yè)經濟，便于部隊籌款籌糧；距離國民黨統(tǒng)治的中心比較遠，湘贛兩省軍閥之間存在矛盾，對這個地區(qū)控制力量比較薄弱。
15、在井岡山，毛澤東要求改變過去軍隊只顧打仗的舊傳統(tǒng)，擔負起打仗消滅敵人、打土豪籌款子、做群眾工作三項任務。
16、1928年4月，毛澤東總結部隊做群眾工作的經驗，規(guī)定部隊必須執(zhí)行三大紀律，六項注意。以后六項注意又發(fā)展成八項注意。
17、1928年4月，朱德、陳毅率領南昌起義保留下來的部隊和湘南起義農軍一萬余人陸續(xù)轉移到井岡山地區(qū)，與毛澤東領導的部隊會師，成立工農革命軍第四軍。
18、毛澤東、朱德在連續(xù)打退國民黨軍隊的進攻中，概括出游擊戰(zhàn)爭的基本原則，即“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的十六字訣。
19、1928年底井岡山《土地法》頒布。廣大貧苦農民從分得土地的事實中認識到紅軍是為他們的利益而奮斗的，從各方面全力支持紅軍和根據地的發(fā)展。這是井岡山根據地能夠存在和發(fā)展的社會基礎。
20、井岡山根據地的建立，點燃了工農武裝割據的星星之火，為中國革命探測出了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這樣一條前人沒有走過的正確道路。
21、1929年12月，紅四軍黨的第九次代表大會（古田會議）在福建省上杭縣古田召開。大會通過毛澤東起草的古田會議決議，其中最重要的是關于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的決議案，決定了思想建黨、政治建軍的原則。
在黨的建設方面，決議集中體現(xiàn)著重從思想上建設黨這一獨特的黨的建設道路，深刻闡述加強黨的思想建設的極端重要性，指明黨內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的表現(xiàn)、來源及糾正辦法。決議還提出加強黨的組織建設的任務，要求“厲行集中指導下的民主生活”，發(fā)展新黨員要注重質量等等。
在軍隊建設方面，決議規(guī)定紅軍是一個執(zhí)行革命的政治任務的武裝集團，必須絕對服從黨的領導，必須全心全意為黨的綱領、路線和政策奮斗；批評認為軍事和政治對立的單純軍事觀點；再次提出紅軍必須擔負起打仗、籌款和做群眾工作三位一體的任務；強調要加強紅軍政治工作，特別是政治教育工作。
古田會議決議是中國共產黨和紅軍建設的綱領性文獻，是黨和人民軍隊建設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22、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是人民軍隊永遠不變的軍魂。這一根本原則和制度，發(fā)端于南昌起義，奠基于三灣改編，定型于古田會議。
23、1930年8月，紅一軍團同彭德懷、滕代遠領導的紅三軍團，合編為紅一方面軍，朱德任總司令，毛澤東任總前委書記兼總政治委員。
24、大革命失敗后，中國共產黨人是沿著一條獨特的道路，引導中國革命走向復興并逐步贏得勝利的。這就是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道路。
25、1927年11月成立的中央特科，在周恩來的直接領導下，在保衛(wèi)黨中央安全、營救被捕同志、嚴懲叛徒、搜集情報、溝通同各蘇區(qū)的電訊聯(lián)系、配合根據地紅軍作戰(zhàn)等方面發(fā)揮了重要作用。
26、1930年7月，組建紅二軍團，總指揮是賀龍，政治委員是周逸群。
27、1930年初，中央決定成立鄂豫皖邊特委，統(tǒng)一領導根據地，并成立紅一軍。這便是以后鄂豫皖中央局和紅四方面軍的前身。
28、紅三軍團總指揮和前委書記是彭德懷，滕代遠任政治委員，創(chuàng)立了湘鄂贛革命根據地
29、1929年12月和1930年2月，鄧小平、張云逸、韋拔群等領導先后舉行百色起義和龍州起義，成立紅七軍和紅八軍，創(chuàng)立了左右江革命根據地。
30、從1930年10月起，蔣介石調集10萬多人，發(fā)動對中央革命根據地的第一次“圍剿”，紅一方面軍4萬多人，殲敵1.3萬人，取得勝利。
31、蔣介石對中央革命根據地的第二次“圍剿”，兵力達到20萬人。
32、1931年6月，蔣介石自任“圍剿”軍總司令，調集30萬人，對中央革命根據地發(fā)動第三次“圍剿”。
33、在鄂豫皖，從1930年冬到1931年夏，紅軍打破國民黨軍隊兩次“圍剿”。
34、1931年11月，根據中央決定，鄂豫皖根據地的紅四軍和紅二十五軍合編為紅四方面軍，徐向前任總指揮。
35、西北紅軍的創(chuàng)始人是劉志丹、謝子長、習仲勛。
36、紅軍在反“圍剿”斗爭中，形成了消滅敵人的有生力量；集中兵力，各個殲敵；在運動中發(fā)現(xiàn)敵軍弱點，速戰(zhàn)速決等戰(zhàn)術戰(zhàn)略思想。這些是對馬克思主義軍事學說的杰出貢獻。
37、1931年11月，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江西瑞金召開，宣布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全國性的工農民主政權，是中國共產黨在局部地區(qū)執(zhí)政的重要嘗試。
38、蘇區(qū)精神的主要內涵是堅定信念、求真務實、一心為民、清正廉潔、艱苦奮斗、爭創(chuàng)一流、無私奉獻等。
39、1931年9月18日，根據不平等條約駐扎在中國東北的日本關東軍，向中國軍隊駐地北大營和沈陽城發(fā)起進攻。這就是九一八事變。
40、中國共產黨率先高舉武裝抗日的旗幟。1931年9月，中共中央發(fā)表《中國共產黨為日本帝國主義強暴占領東三省事件宣言》。中共滿洲省委指示各地黨組織，開展抗日斗爭。黨中央派周保中、趙一曼等到東北，加強黨組織力量。
41、國民黨政府對日本侵略東北的行動一再妥協(xié)退讓。蔣介石在1931年7月間提出“攘外必先安內”的方針。
42、九一八事變后，在民族危機的嚴重關頭，國民黨陣營出現(xiàn)分化。東北軍將領馬占山、李杜等在東北抗日。
43、1932年1月28日，日軍進攻上海時，第十九路軍奮起抵抗。
44、九一八事變以后，在求和的基本方針下，南京政府先后同日本侵略者簽訂了有損國家主權的《淞滬停戰(zhàn)協(xié)定》《塘沽協(xié)定》。
45、1930年3月，中國左翼作家聯(lián)盟在上海成立。
46、左翼文化工作者魯迅、瞿秋白、茅盾、周揚等人的一些文章，分別在《申報》副刊《自由談》、《文學》月刊上發(fā)表。
47、在左翼文化運動中，共產黨員夏衍、楊翰笙、田漢等拍攝了一大批進步影片，在國民黨統(tǒng)治區(qū)擁有大量觀眾。
48、受抗日救亡強烈氛圍的感染，由聶耳作曲、田漢作詞的《義勇軍進行曲》一經問世，就迅速傳遍祖國大地，成為時代最強音，成為偉大愛國主義精神的不朽杰作。
49、1931年1月，缺乏實際斗爭經驗的王明成為中央政治局委員，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教條主義錯誤在黨的領導機關內開始了長達4年的統(tǒng)治。
50、1931年9月下半月，成立臨時中央政治局（臨時中央），由博古（秦邦憲）負總的責任。
51、1933年下半年，蔣介石發(fā)動對革命根據地的第五次“圍剿”，調集100萬軍隊向各地紅軍進攻，其中50萬軍隊于9月下旬開始向中央革命根據地發(fā)動進攻。
52、在第五次反“圍剿”戰(zhàn)斗中，博古把軍事指揮權交給共產國際派來的軍事顧問李德。同裝備優(yōu)良的敵人打陣地戰(zhàn)、堡壘戰(zhàn)，使紅軍日益陷于被動。
53、1934年10月，中共中央、中革軍委率中央紅軍主力8.6萬多人，踏上戰(zhàn)略轉移的漫漫征程，開始了世界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壯舉。
54、在第五次反“圍剿”戰(zhàn)斗中推行“左”傾錯誤的中央領導人，又犯了退卻中的逃跑主義錯誤，并且把戰(zhàn)略轉移變成了搬家式的行動。
55、在長征中，在突破第四道封鎖線湘江時，紅軍在國民黨湘軍和桂軍夾擊下，付出了極大犧牲。渡過湘江后，中央紅軍從長征出發(fā)時的8.6萬多人銳減到3萬多人。
56、1934年12月，中央政治局在貴州黎平舉行會議，根據毛澤東的建議，通過決議，放棄到湘西北同紅二、紅六軍團會合的計劃，改向貴州北部進軍。
57、1935年1月，黨中央在貴州遵義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集中解決當時具有決定意義的軍事和組織問題。會議增選毛澤東為中央政治局常委。
58、遵義會議后，在向云南進軍途中，中央政治局常委決定由張聞天代替博古負總的責任，毛澤東為周恩來在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
59、遵義會議后成立由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組成的三人小組，負責全軍的軍事行動。
60、遵義會議在事實上確立了毛澤東在黨中央和紅軍的領導地位，開始確立了以毛澤東為主要代表的馬克思主義正確路線在黨中央的領導地位，開始形成以毛澤東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開啟了黨獨立自主解決中國革命實際問題的新階段，在最危急關頭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
61、遵義會議的鮮明特點是堅持真理、修正錯誤，確立黨中央的正確領導，創(chuàng)造性地制定和實施符合中國革命特點的戰(zhàn)略策略。
62、遵義會議后，中央紅軍在毛澤東等指揮下，根據實際情況的變化，靈活變換作戰(zhàn)方向，迂回穿插于敵人重兵之間，從1935年1月末到3月下旬，紅軍四渡赤水 。
63、1935年5月上旬，中央紅軍渡過金沙江，擺脫幾十萬國民黨軍隊的圍追堵截，粉碎了蔣介石圍殲紅軍于川黔滇邊境的計劃，取得了戰(zhàn)略轉移中具有決定意義的勝利，充分展示了毛澤東高超的軍事指揮藝術。
64、紅軍長征途中，進入大涼山彝族聚居區(qū)時，總參謀長劉伯承同彝族果基部落首領小葉丹歃血為盟，紅軍順利通過了彝族地區(qū)。
65、紅軍長征途中，第一次強渡大渡河的戰(zhàn)斗是強渡安順場。
66、 紅軍長征途中，渡過大渡河后，中央紅軍又翻越長征途中第一座人跡罕至的大雪山——夾金山。這座山海拔4000多米，一上一下要走70里路，高山缺氧，許多紅軍戰(zhàn)士犧牲在征途上。
67、中央紅軍在懋功地區(qū)同紅四方面軍會師后，1935年6月，中央政治局在兩河口召開會議，決定紅軍集中主力向北進攻，以創(chuàng)建川陜甘革命根據地。
68、1935年8月21日，參加長征的紅軍右路軍從毛兒蓋出發(fā)，穿越荒無人煙的大草地。
69、在長征途中，張國燾自恃槍多勢眾，公然向黨爭權，不愿北上，并要右路軍南下。
70、1935年9月17日，北上紅軍陜甘支隊先頭部隊一舉突破川甘邊界天險臘子口，第二天占領哈達鋪。在這里，毛澤東等從報紙上得知陜北有相當大的一塊根據地和紅軍活動的情況。
71、1934年11月，由鄂豫皖根據地出發(fā)長征的紅二十五軍到達陜甘根據地，同當?shù)氐募t二十六、紅二十七軍會師，合編為紅十五軍團，并打破了敵人的重兵圍剿，為黨中央把中國革命的大本營安置在西北創(chuàng)造了條件。
72、1935年10月19日，陜甘支隊到達陜北吳起鎮(zhèn)。至此，中央紅軍主力行程二萬五千里、縱橫11個省的長征勝利結束。
73、陜甘根據地是土地革命戰(zhàn)爭后期全國碩果僅存的完整革命根據地，為黨中央和各路紅軍長征提供了落腳點，為后來全民族抗日戰(zhàn)爭爆發(fā)后由紅軍改編的八路軍主力奔赴抗日前線提供了出發(fā)點。
74、原在湘鄂川黔根據地的紅二、紅六軍團從桑植出發(fā)，1936年7月初同紅四方面軍在甘孜會師，同紅三十二軍合編為紅二方面軍，由賀龍任總指揮，任弼時任政治委員。
75、1935年10月9日，紅四方面軍指揮部到達甘肅會寧，同紅一方面軍會合，22日紅二方面軍指揮部到達甘肅隆德將臺堡，同紅一方面軍會合。至此，三大主力紅軍勝利會師。
76、中國工農紅軍長征是一次理想信念的偉大遠征，是一次檢驗真理的偉大遠征，是一次喚醒民眾的偉大遠征，是一次開創(chuàng)新局的偉大遠征。
77、在紅一方面軍二萬五千里的征途上，平均每300米就有一名紅軍犧牲。
78、長征的勝利，是中國革命轉危為安的關鍵。毛澤東曾形象地指出：“長征是歷史記錄上的第一次，長征是宣言書，長征是宣傳隊，長征是播種機。”
79、長征鑄就了偉大的長征精神。這就是：把全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堅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堅信正義事業(yè)必然勝利的精神；為了救國救民，不怕任何艱難險阻，不惜付出一切犧牲的精神；堅持獨立自主、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fā)的精神；顧全大局、嚴守紀律、緊密團結的精神；緊緊依靠人民群眾，同人民群眾生死相依、患難與共、艱苦奮斗的精神。
80、深入河西走廊的西路軍將士，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英勇奮戰(zhàn)四個月，殲敵兩萬余人，但終因寡不敵眾，于1937年3月慘烈失敗。
81、西路軍不畏艱險，浴血奮戰(zhàn)的英雄主義氣概，為黨為人民英勇獻身的精神，同長征精神一脈相承，成為中國共產黨人紅色基因和中華民族寶貴精神的重要組成部分。
82、中央紅軍主力撤出根據地后，留在根據地的紅軍隊伍和游擊隊約1.6萬人，在項英和陳毅的率領下，開展游擊戰(zhàn)爭。
83、在南方紅軍三年游擊戰(zhàn)爭中，留下來堅持斗爭的許多干部和戰(zhàn)士英勇犧牲，其中有何叔衡、毛澤覃、古柏、袁嘯仙等。
84、東北抗日聯(lián)軍開辟了東南滿、北滿和吉東三大游擊區(qū)。到1937年全民族抗戰(zhàn)爆發(fā)前后，發(fā)展為11個軍，共3萬余人。
85、在中共地下組織的領導下，北平學生在1935年12月9日舉行聲勢浩大的抗日游行，遭到國民黨軍警鎮(zhèn)壓，由此開始的一二·九運動迅速波及全國。
86、一二·九運動揭露了日本吞并華北進而獨占中國的陰謀，打擊了國民黨的妥協(xié)退讓政策，極大地促進了中華民族的覺醒，標志著中國人民抗日救亡運動新高潮的到來。
87、1935年8月1日，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草擬《中國蘇維埃政府、中國共產黨中央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八一宣言），不久公開發(fā)表。宣言主張停止內戰(zhàn)，組織國防政府和抗日聯(lián)軍，對日作戰(zhàn)。
88、1935年12月，中央政治局在陜北瓦窯堡召開擴大會議，通過《中共中央關于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的決議》。兩天后，毛澤東在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上作《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的報告。瓦窯堡會議決議和毛澤東的報告，明確提出黨的基本策略任務是建立廣泛的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批評了黨內長期存在的“左”傾冒險主義、關門主義的錯誤傾向。
89、1935年底，黨中央派劉少奇到華北恢復、整頓和重建華北各地黨組織，迅速打開了工作新局面。
90、1936年上半年，黨中央和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先后派馮雪峰、潘漢年到上海，與那里的黨組織重新建立聯(lián)系，積極開展統(tǒng)一戰(zhàn)線工作。
91、1936年5月愛國人士宋慶齡、沈鈞儒、鄒韜奮、陶行知、章乃器等發(fā)起成立全國各界救國聯(lián)合會，主張“停止內戰(zhàn)，一致抗日”。
92、1936年12月12日凌晨，張學良、楊虎城在向蔣介石要求抗日遭拒后，采取了“兵諫”，扣留了蔣介石，并通電全國，提出停止內戰(zhàn)、一致抗日等八項主張。這就是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
93、1937年夏，毛澤東在《實踐論》《矛盾論》兩部著作中，著重揭露和批判了長期存在于黨內的主觀主義錯誤尤其是教條主義錯誤，闡明了黨的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路線，形成了具有鮮明中國特色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思想，從思想理論上武裝了中國共產黨人。
責任編輯：毛洪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