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合南明史講民族擔當（四）
來源：濰坊晚報 發(fā)布時間：2023-05-20 17:09:14
司徒琳所著《南明史》
華西大學舊址
朱自清
秦佩珩受聘于天津、四川多所大學，在成都工作的幾年間寫下不少作品。抗戰(zhàn)期間，他對南明的歷史產生濃厚興趣，撰寫了一系列文章。他深感日軍殘暴，寫下許多宣傳抗日的文章，大多刊發(fā)在《宇宙風》雜志上，這些作品大多和歷史聯系在一起。秦佩珩還受邀到靈巖書院講學。
任教成都多所大學
創(chuàng)作多種文學作品
1941年秦佩珩在燕京大學畢業(yè)后，受聘于天津工商學院，當時天津淪陷，秦佩珩不忍在日寇統(tǒng)治下茍且偷安，便毅然去職，歷盡千辛萬苦，輾轉流落到四川成都。
1942年至1947年，秦佩珩在川工作6年，先后任教于四川大學、光華大學、華西大學、川康農工學院。
在川大，秦佩珩教授《資本論》；在光華大學，他教授商業(yè)史、工業(yè)史、貨幣學等；在華西大學，他教授歐洲經濟史、中國經濟史；在川康農工學院，他教授貨幣學及市場學。
在這時期，令秦佩珩難以忘懷的同事有謝文炳、彭迪先、薛迪靖、魏嗣鑾以及潘源來和羅仲言。他們在極復雜、極困難的情況下，十分重視秦佩珩，并堅信他可以完成授課任務，他們那種辦學熱情、治學精神，以及求才若渴的風度令秦佩珩永生難忘。
在成都工作的幾年間，秦佩珩創(chuàng)作了不少作品，如短篇小說集《埋情記》，詩集《春蠶集》，一本四幕悲劇《滄海月明珠有淚》。
在《埋情記》中，他寫道：“時光很快地過了五年，那秀麗的湖色，以及在天畔泛起的紫騮色的云霞，仍是如此鮮明地溶在我的記憶中。此刻，我流浪到蓉西光華村，卷起珠簾，依稀見到那久別的湖光塔影，在一縷沉煙里向我招手，我依然看到了青青的岸柳伴著風在泣訴……”
撰文宣傳抗日 砥礪民族氣節(jié)
抗戰(zhàn)期間，面對外族的入侵，秦佩珩撫今追昔，對南明的歷史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他先后撰寫了一系列文章，品評南明人物和史實，砥礪民族氣節(jié)，寄托對北國的眷戀。這對他后來的學術產生了一些影響。
上個世紀末，秦佩珩看到英文版的《南明史》，便鼓勵當時的學生李榮慶、郭孟良等幾位研究生將其漢譯。李榮慶在2017年出版的美國學者司徒琳的《南明史》中寫道：“其中既有他希望了解海外漢學發(fā)展狀況的意愿，也蘊含著秦先生深厚的民族主義愛國熱忱。然而，時光荏苒，當這本《南明史》漢譯本問世時，秦先生已經離世。我們謹以此漢譯本《南明史》告慰先師的在天之靈。”
在抗戰(zhàn)八年間，秦佩珩深感日軍的殘暴，寫了許多宣傳抗日的文章，大都刊發(fā)在《宇宙風》雜志上。這些作品多與歷史相聯系，諸如《關于鄭成功》《明代第一流外交家左蘿石》等。
對于抗戰(zhàn)的前途，他曾在文章中這樣寫道：“我們依然確信‘大地’必然‘回春’……雖然我們現在度著漫長的夜，但終究會見著黎明，文化人便是耐寒的松柏與惡寒作最后的支持，一粒種子，撒在地下，總會有發(fā)芽的時期，不是么？在這時代誰沒有受到寒冷，誰便不配作軒轅的子孫，誰沒有看到雪的田野，誰便不是中國的青年，夜的氣息終會在月落的時候散去的，誰不應該分擔這民族的憂患呢？”
這些言辭體現了秦佩珩作為一個知識分子的責任與擔當以及憂國憂民的情感。
靈巖書院講學
受朱自清盛贊
由于當時的生活環(huán)境較為惡劣，秦佩珩飽受胃病困擾，后由于李源澄的邀請，前往灌縣靈巖書院講學。
李源澄，字浚清，又作俊卿。少年時即學習優(yōu)秀，后考入四川國學專門學校，多從國學大師游，再后來在各大學任教，但他都不太滿意。1945年春，他在靈巖山創(chuàng)辦了靈巖書院。蒙默（蒙文通之子）說他：“李源澄治學，從經學入，漸及子、史，尤精秦漢魏晉南北朝史。”
據學者王國平考證，靈巖書院舊址在靈巖山東岳廟，由當時的住持免費提供房舍，而書院匾額由書法家謝無量題寫。當時的靈巖書院有學生數十人，入學時需繳納一石米（約300斤）作為學費，生活費自理。為使學生博聞廣見，靈巖書院邀請了眾多學者前往講學，諸如潘重規(guī)講訓詁學，唐君毅、牟宗三講哲學，賴高翔講《陶靖節(jié)集》，饒孟侃講《神曲》，羅念生講希臘悲劇，錢穆講《近三百年學術史》，謝文炳講西洋文學，朱自清講文學，蒙文通講儒學等等，可謂大家云集。秦佩珩講授《經濟史的研究和史部目錄學的關系》。當時，朱自清先生講完以后也和秦佩珩一起到青城天師洞游歷，他對秦的講述給予了很高的評價。不久，郭紹虞先生也寫信給秦佩珩，聲稱接到朱自清的信，朱自清盛贊秦佩珩“學識淵博，人才難得”。秦佩珩急忙回信給郭先生，告訴他代為轉達朱先生“謬蒙推許，實為過譽，只有更加努力，以匡不逮”。
1945年前后，秦佩珩還與馬秋帆共同創(chuàng)辦《西南風》雜志。該刊注重提高學術風氣，展開文藝運動，反映民眾意識，促進西南建設。馬秋帆任社長，秦佩珩任副社長。
1946年7月15日，當時西南聯合大學中文系教授聞一多出席李公樸被害事件記者招待會，返程途中被暗殺。一時之間，輿論嘩然。秦佩珩在《宇宙風》雜志上這樣寫道：“一個人肉體的生死，并不足以表現其精神的生死。有些人雖然死了，但一切還活在人心里；有些人雖然活著，但永遠被大家把名字忘記。聞先生的精神，是光明的，也是磊落的；是詩人的，也是學者的；是國家的，也是民族的。西南聯大由湘遷滇，沿途非常困難，但聞先生舍去了乘車坐船的機會隨同學步行入滇。這是王陽明知行合一的精神，不像一般人都是天橋的把式，只說不練的！沿途上他還為聯大的學生解說古跡民情社會風俗，三個多月毫無倦容。他到昆明以后留下長的胡須，抗戰(zhàn)時期，皆不剃除，有人問他，他說：‘國家民族都在羞辱之中，我們還修什么門面！’哎，這是何等精神。”該文洋洋灑灑，秦佩珩在行文之中，透露著對于聞一多高尚人格的敬佩，以及對當時社會黑暗的控訴與不滿。
責任編輯：邢敏
